19世紀後期的晚清,在歷經國內動亂之苦,飽受西方堅船利炮蹂躪後,統治者痛定思痛,在軍事建設上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倚重勇營、興建學堂、籌建海軍、派員留學,開始重塑軍事強國的艱難探索。
  然而,晚清軍事變革的過程轟轟烈烈,結局卻分外凄涼。縱觀其全過程,得失令人扼腕感嘆,更讓後世猛然警醒。
  內憂外患迫使清廷實施軍事轉型
  19世紀中葉,在風起雲涌的國內反抗運動中,八旗軍接連失利,清政府不得不直面八旗軍戰鬥力衰敗的事實,起用勇營。
  勇營制度源於保甲團練,多以地方官員奉命組建而成,起初為應對太平軍的地方武裝力量,有湘勇、淮勇、豫勇、霆勇等大分支。在組織系統中,以“營”為戰鬥單位,由統帥指揮,每營約500人,外加長夫(類似於工兵和輜重兵)180人。全營設劈山炮2隊、抬槍8隊、小槍9隊、刀矛19隊,共計38隊,本身結構簡單、容易組合。為配合統領指揮調度,還專設營務處,下分文巡捕、武巡捕、銀錢所、軍械所、發審所、公牘、書啟、方案,構成了整支軍隊的指揮中心。
  整體上,其編製固定齊整、冷熱兵器配備合理、攻防體系層次分明,較八旗而言,其戰鬥力更為強悍,因此勇營迅速替代八旗軍成為晚清軍事力量主要的兵制,也在整體上較快提高了清軍的戰鬥力。
  但勇營制度只是地方官員的應變之舉,目的只是為了鎮壓民變,並不構成真正意義上的時代變革,清政府對海上力量的重視與發展意義更為深遠。
  當時海權觀念方興未艾,各國海上力量發展迅速。1874年,李鴻章上奏指出:“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未有之強敵。”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世界格局發生了質的變化,開始抬頭放眼看世界。
  1874年,日軍侵台,中國賠償兵費50萬兩,清政府深感中國竟非彈丸小國之敵,便向英國聯繫購買軍艦,由此拉開海軍建設的序幕。
  除積極購置軍艦,清政府也非常重視軍事人才培養,相繼派出數批共90多人到西方國家學習軍事。此外,還積極引入外國智囊,例如法國人畢乃爾、英國人戈登和琅威理,反映出清政府對建設現代軍隊的渴求和重視。
  同時,清政府著眼自身長遠發展,開始興建軍工廠、軍事學堂、軍港和基地。相繼創立了安慶軍械所、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天津機器局、福州船政局、江南輪船招商局、金陵製造局等一批在當時有影響力的兵工廠,基本形成了軍事工業體系的雛形。
  清政府還先後創設了福建船政學堂、操炮學堂、天津水師學堂和北洋武備學堂等各類軍事學堂19所,培養了大批軍事骨幹人才。1878年,清政府開始籌劃建立旅順軍港,供鐵甲戰艦維修使用,又苦心經營大沽、威海衛等基地,用來鞏固海防。
  在具體制度上,清軍也主動與外界接軌,積極融入世界潮流。例如北洋海軍在組建時,就參考英德兩國海軍相關制度制定《北洋海軍章程》,章程中對“船制”、“官制”、“升擢”、“考核”等12個方面都有完備規定,一些觀點不乏遠見。
  就以北洋海軍而言,它在人員設置、訓練組織、禮儀禮節上都與國際接軌,已經慢慢融入世界海軍發展的潮流。當時,除在中國的南北洋各口巡視之外,中國海軍也經常出現在朝鮮的仁川、釜山、元山與濟州島,日本的神戶、橫濱、長崎,俄國的穆湖威、海參崴等地,儼然已成為遠東的海上勁旅,穩操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權。據1891年英國《倫敦武備報》的評估,中國海軍排名為世界海軍第八位,而日本海軍則排在第十六位。
  這些改變,也確實給晚清軍事力量註入了一股活力。對內,清軍迅速獲得了平定叛亂的能力,保證了國內長達20年相對穩定的局面,贏得了難得的發展機遇期;對外,清軍在東方防備日本侵略臺灣地區、朝鮮,西北東北防備俄軍覬覦邊疆,西南抵抗法軍入侵越南,都擔當了重任。
  眾多原因導致晚清強軍努力難以持久
  如前所述,種種實際舉動已經顯示出清政府軍事改革的誠意和決心,但保守力量思維固化、官員內耗不斷、國民變革意識淡漠等原因,致使其軍事變革難以持久。
  首先,當時清軍整體變革的指導思想依然落後。以勇營為例,作為較新的軍事組織,它確實給清軍註入了強勁的活力,但其組織體系依然簡陋單薄,無法適應現代戰爭的需要。這種制度的落後主要體現在勇營中鄉土色彩濃厚,各勇營分支招募兵員大都喜好老鄉,這就不利於聚集人才。
  勇營的私人性質也很嚴重,它的成員全由各級將帥領導招募,效忠的是個人而非國家。另外,這種兵制十分隨意,招募為勇、遣散則為民,兵員缺乏地位認同感,沒有崇高的戰鬥信念。待到甲午戰爭後,與外國新式陸軍兵戎相見時,勇營制度的沒落就不可避免了。
  其次,清廷決策層的種種弊病積習延誤了其軍事發展的寶貴時機。早在鴉片戰爭之後,包世臣、龔自珍、魏源等知識分子就直言社會積弊,呼籲大刀闊斧改革。但當時戰事已過,社會逐漸恢復歌舞升平,國人對往事也不願多提,討論時政弊病反而成為統治者的忌諱。
  在這種社會大背景下,清朝失去了鴉片戰爭之後20年的“改革機遇期”。後來,由於內憂外患的刺激,終於使滿清統治者清醒,出現所謂的“同治中興”,但隨著同治帝崩逝,統治階層的一系列頑習又重新出現,其中以挪用海防經費修建頤和園最具代表性。
  據學者考證,北洋海防及北洋艦隊的建設經費大致在3000萬兩白銀左右,而慈禧太后修建頤和園即用去2000餘萬兩,這一舉動使海防建設陷於停滯狀態。當時,李鴻章深感北洋艦隊裝備日益陳舊,在《校閱海軍竣事》的奏摺中說:“即日本蕞爾小邦,猶能節省經費,歲添巨艦。中國自十四年北洋海軍開辦以來,迄今未添一船,僅能就現有二十餘艘勤加訓練,竊慮後難為繼!”但不管有識之士如何憂心忡忡,慈禧卻仍然大興土木。
  問題不僅在於慈禧,整個清廷的決策層同樣沒有危機感。晚清光緒年間,朝廷內開明的恭親王遭罷黜,保守且缺乏遠見的醇親王掌權,性格貪私的貝勒奕劻管理總理衙門,導致自上而下的改革缺乏內部動力。比如,海軍衙門成立後,被一批滿洲權貴操縱,他們根本不重視海防以及海軍建設,將珍貴的海防經費肆意揮霍掉,卻不知國難即將當頭。
  第三,當時社會人才的培養和軍隊將領的觀念難以適應現代化軍事建設的需求。對於一支現代化的軍隊來說,不但要有新式的戰船槍炮,還需要與時俱進的先進理念、嚴格正規的組織訓練和優秀的軍事管理人才,在這些方面,清軍觀念保守、內耗嚴重。
  從1872年開始,清政府計劃分3年派遣幼童120名赴美系統學習軍事科學、航海、造船以及測繪,計劃15年學成回國,期望他們成為救國興業的骨幹人才,這本是為國家各方面建設培養棟梁的寶貴機會,但卻因保守分子反對,9年後清廷突然將其全部撤回。
  在當時私軍性質嚴重的情況下,不同軍隊將領的思想往往不相一致,未能形成堅強合力。例如在國防觀念上,李鴻章倡導海防,而左宗棠力主塞防,爭議歷經半年之久。直到中法戰爭時期,左宗堂由西北調至東南,深知海防的重要,才開始支持海防建設。但左宗堂率軍西征花費軍餉超過一千萬兩白銀,竭東南財力以助西北,以致延誤了海防建設。
  另外,在北洋艦隊蒸蒸日上之際,卻發生了一次排外潮。左翼總兵劉步蟾、右翼總兵林泰因不滿英籍海軍總查琅威理治軍過嚴,與琅威理髮生衝突並導致其辭職,中英海軍關係因此惡化,英國撤回水師學堂內全部英籍教練,並拒絕中國第四批海軍學生赴英留學,這不僅使中國學生被排除於英國海軍學校之外,而且使北洋海軍內部建設的標準也在不斷下降。
  最後,缺乏制度建設和全民關註參與,讓晚清軍事變革難以繼續。審視晚清的種種軍事變革,都帶有濃厚的個人主義色彩和局限性,很難真正凝聚整個國家的力量和智慧。
  一方面,清政府未能在國家制度層面上推進軍事創新。以當時新興的海軍建設為例,幾乎一開始就走上了歧路,缺乏中央的整體規劃,只是由沿海各省分別負責,開始的十餘年間各自為政、制度各異。而當時聲名遠揚的北洋艦隊也是在李鴻章的鼎力堅持下才得以生存和發展。直到1885年,清廷詔設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統管海軍建設,但此時已晚於日本設立海軍省13年。
  另一方面,面對“千年未有之變局”,清廷仍然固守陳舊思維,對新事物猶豫不決,無意於啟發民眾思想。比如在當時,對於鐵路電報,“言其得者以為可以富國強兵、言其害者至比之洪水猛獸”,清廷態度猶豫不決、反覆無常。在這種社會氛圍中,整個民族難以形成真正研究和踐行改革的風氣,導致其軍事變革實踐後勁不足,猶如強弩之末。
  晚清軍事自強運動註定只是曇花一現
  縱觀古今中外軍備競爭的歷史關鍵時刻,時間是最為寶貴的戰略資源。和平時期,軍事變革都是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但當戰爭來臨時,卻是山崩地裂、摧枯拉朽。因此,誰搶占了應變先機,誰就多一分勝算。
  1860年至1895年,國內政局相對穩定,實業經濟迅速發展,國外列強相互制衡,這些都為晚清時期的軍事轉型贏得了較好的外部環境和比較充沛的時間,但清政府卻沒有把握住。
  其實在19世紀中葉,魏源在《海國圖志》、《聖武記》等書中就已經開始倡導設立船廠炮局、訓練新式海軍、製造商船、發展航運乃至保護僑民、開拓殖民地等思想,這比馬漢的思想早近半個世紀,但可惜沒有受到重視。
  反觀日本,雖然其遲至1853年才被美國艦隊強行打開國門,但其覺醒改變的速度和力度卻遠勝於當時的清朝。從1853年開始,日本便積極購買軍艦,至1868年已累計百餘艘,而此時清軍所購數量僅不足30艘;在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天皇多次捐出皇室費用用於軍事建設,與清廷皇室挪用海防經費大興土木形成鮮明對比。
  1886年,北洋艦隊部分艦船赴日油修。期間,中日雙方人員發生衝突,共傷亡84人,兩國關係急劇惡化,直至德國駐日公使從中調停,雙方纔達成和解協議,史稱“長崎事件”。
  1891年,日本為向中國示好,特邀中國海軍來訪。6月26日至7月18日,丁汝昌率“定遠”、“鎮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六艦訪問日本。同年8月20日,日本艦隊回訪中國。
  在這個過程中,“定遠”、“鎮遠”鐵甲戰艦的威力,令日本海軍深感憂慮,立即決定將日本海軍船隻擴增,以備與中國對抗。1892年,日本完成其軍備計劃,經過改造後的陸軍兵力在戰時可達23萬人,而海軍艦船總噸位達6萬多噸,並於1893年設立海軍司令部。
  除了軍備成熟外,日本對中國陸海軍狀況也有清晰瞭解,日本人很早就有計劃地從事中國情報搜集工作,通過使領館官員的分析報告、軍事人員的觀察訪問,以及大批間諜活動,對中國的情況瞭如指掌。
  1894年4月,正值中日甲午戰爭前夕,日本海軍司令部第二局刊出《清國海軍編製》,書中對威海衛、旅順海軍基地聘用國外教練人員均有詳細介紹,對中國海軍動態及軍力十分瞭解。
  1894年3月29日,朝鮮東學堂起義爆發,原本是一起地區性的民亂,但等待時機侵華的日本果斷利用這一事件,引發中日甲午戰爭。
  日本早就處心積慮,以圖謀取東亞霸業,相繼侵犯臺灣、吞併琉球,又經壬午、甲申兩度兵染朝鮮,苦心試探。而中國正當晚清末世,暮氣沉沉、人才消糜、上下睏乏,與日本交戰連接敗北,引來列強相繼瓜分。
  1895年甲午戰爭的潰敗,標志著晚清軍事自強的全面失敗,雖然轉而在新式陸軍上繼續努力探索,但已難逃被時代拋棄的命運。歷史就像暗礁林立的大海,等到浪潮退去,晚清軍事力量這艘自身缺乏動力的舊船便永遠地擱淺在了島礁上。
  (作者單位:73031部隊)  (原標題:晚清軍事變革為什麼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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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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